七夕佳节始于汉代，至今绵延两千多年。七夕表达了女性向往智慧灵巧和婚姻幸福的美好愿望，被认为是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。广府地区历来重视过此节，对乞巧的热爱堪称全国之最。宋人刘克庄诗云：“粤人重巧夕，灯火到天明。”节日里，女子们摆巧、斗巧、宴游、欢唱，广府七夕在隆重热烈的氛围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，一直延续至今。人们不禁要问：为什么广府地区如此热衷乞巧节，使其一枝独秀、长盛不衰？让我们大家一起跨进时间的河流，探寻这个古老节日的神奇魅力。
广州天河珠村流行一句俗语：“男人扒龙舟，女人摆七娘。”对女性而言，“摆七娘”是一年中最隆重的庆典。8月4日，农历七月初一，皓月当空，对影成双，2024广州乞巧·七夕节非遗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珠村七夕文化广场举行。与此同时，黄埔横沙村、茅岗村、番禺凌边村、潭山村祠堂、展馆内，各式各样精巧的手工艺品有序陈列在贡台上，走到近旁端详，人物、瓜果、花卉栩栩如生……广州正进入“乞巧”民间欢乐时段。
要追溯七夕节的起源，不妨让时光倒回两千多年前。在那时，七月初七这一天，被拿出来“晒”的不是爱情，而是“经书及衣裳”。关于七夕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，据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民俗学博士储冬爱研究，农历七月，阳光最是火热，衣物、书籍经曝晒后能够尽可能的防止虫蛀，故而民间逐渐形成了在七月初七这一日曝衣、晒书的风俗，由此催生了七夕节。
七月初七“曝晒”衣物书籍、食汤饼的民俗活动，可追溯至东汉初年。至今，广州人仍有在七夕节食七夕饼的习俗。七夕饼也名“七娘饼”，因其大小和形状像棋子一样，故又名“棋子饼”。过去，广州少女相聚过七夕时，常用的供品就是棋子饼，此外，还有连环饼、厚切饼、通心酥等。地处亚热带的广州人对漫长盛夏的酷热有更深刻的体验，因此“曝晒”、食饼的古俗也保持得最为长久。
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”，乞巧节的形成，与古人的星象崇拜（七月织女星、八月牵牛星）息息相关。古代妇女祭祀的是“织女星”。早期七夕节的习俗最重要的包含祭祀、祈福、祈子以及祈求巧艺，其中“乞巧”是核心习俗之一。
《西京杂记》（据传是汉代刘歆著、东晋葛洪辑抄的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）记载：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，人俱习之。”七夕之夜，女性聚集在庭院里，设供桌摆瓜果，进行穿针引线的“乞巧”活动，以祈求织女保佑她们心灵手巧、女红精湛。所以，“七夕节”在更多时候被称为“乞巧节”。
西晋时期，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被加入到七夕节的传统中，这一结合彻底改变了七夕节的基本习俗与文化内涵。渐渐地，牛郎织女的故事成了七夕节的灵魂，七夕节逐渐转变成表达女性愿望的节庆日——一个欣赏天庭欢会、祈求人间幸福的良辰。每到七夕之夜，人间小儿女会聚在满天繁星之下，搭起供桌，摆上新熟的瓜果、精巧的手工，望天而拜，默默地为天上的牛郎和织女献上祝福，也暗暗祈求天上的仙子给我们自己所带来幸福。
据记载，唐玄宗曾修了一座乞巧楼，并将七月初七定为祭杼日。七夕夜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长生殿山盟海誓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中就有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之句。南唐后主李煜过七夕节时别出心裁，他让宫娥把红色和白色的绫罗挂在御花园中，模仿天河仙境。文人墨客以“七夕”为题，写下无数名篇佳作，其中广为传诵的有唐朝崔颢《七夕》：“长安城中月如练，家家此夜持针线。”
从宋代开始，七夕节成了普天同庆的节日。宋代笔记《东京梦华录》描述了开封“七夕黄金周”的盛况。从七月初一开始，全城进入过节模式，坊间有“乞巧市”，专门销售各种乞巧用品。节前三五天，“车马盈市，罗绮满街”。到了初六、初七，富贵人家张灯结彩，在院子里搭起彩楼，叫作“乞巧楼”或仙楼。七夕当晚，乞巧庙会热闹非凡，其中最抢眼的是宋代都城在七夕节最畅销的玩具——泥孩儿摩睺罗。
这个名号古怪的泥孩儿究竟有何来历？最早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是著名学者胡适。他认为，摩睺罗可能源自印度神话里的大黑天。还有学者觉得，摩睺罗的原型可能来自波斯和更为古老的巴比伦。异域风俗和本土七夕节俗相融，“洋娃娃”经过本土化后成了中国娃娃。民间妇女尤其喜爱摩睺罗眉开眼笑的模样，因此把摩睺罗视为“巧儿”，用来祈求早生贵子。
宋代乞巧之风最盛，还与宋太宗的提倡有关。清代王士祯的《香祖笔记》记载了宋太宗将七夕节著于甲令的故事。宋太宗于七月初六在外地乞巧，初七回皇宫与家人一起过节，朝廷官员则于初六夜先行过节，因此民间又有“六夕”之说。
七夕节伴随着中原移民的脚步来到岭南，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的珠村，至今保留有舞狮、扒龙舟、“摆七娘”等习俗。
宋人刘克庄诗云：“瓜果跽拳祝，睺罗扑卖声。粤人重巧夕，灯火到天明。”在诗人笔下，七夕之夜，岭南家家户户供桌上摆放着瓜果，人们长跪祝祷，街上，商人的吆喝声不绝于耳。可见，宋代广州七夕之繁华，已不亚于京师。
近代以来，在另外的地方的七夕风俗日渐寥落的时候，广州的七夕民俗却一枝独秀，并且独具一格。
近代学者胡朴安所著的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记载了清末民初广府女子“拜七姐”的风俗：“七月初七日，俗传牛女相会之期，一般待字女郎，联集为乞巧会。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，并用通草、色纸、芝麻、米粒等，制作成各种花果、仕女、器物、宫室等等，极钩心斗角之妙……初六夜，初更时分，焚香燃烛，向空礼叩，曰迎仙。自三鼓以至五鼓，凡礼拜七次，因仙女凡七也，曰拜仙。礼拜后，于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，多有能渡过者，盖取金针度人之意……拜仙之举，已嫁之女不与会，唯新嫁之初年或次年，必行辞仙礼一次……”由此可见广府乞巧仪式的隆重。
“广州的七夕节与中原地区的七夕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广州人将‘拜七夕’演化为‘摆七夕’，女子们将心愿的祈求化为具体的行动，用巧手做出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，摆出一台台绚丽多彩的艺术品贡案。”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曾应枫说，“摆七娘”所呈现的诸多精致手工技艺，如粘花、纸扎、广绣、织物等，无一不由广府民系民俗历经千年而养成。一针一线，俱是生活智慧，皆有“工匠精神”。
广州还延续了宋代六夕、七夕皆佳节的传统。乞巧街市在上九甫、下九甫、第十甫、十六甫一带。每逢七夕，男女老少，相约游玩，十分热闹，衣着入时的西关小姐，更给七夕之夜增添了几分时尚色彩。1896年出版的一期《申报》曾写道：“粤俗最重七夕，无论大小人家，无不争先乞巧……富贵者竟花洋至千百圆，最少亦须三五圆为点缀。”
当时，无论是城中西关还是郊区的乡村，都要办“乞巧会”。“乞巧会”又称“七娘会”“拜七姐会”，由姑娘们自愿相约组合而成，一般以族姓、祠堂为单位。它的仪式颇为繁复，有“摆巧（又称‘摆七夕’‘摆七娘’）”“乞巧”“看天河会”等活动。
“摆巧”往往要先期备办，姑娘们要提前几个月来筹备。每人集资若干，利用闲散时间，用通草、色纸、芝麻、米粒等材料制造成花灯、器物、宫室以及牛郎织女、银河鹊桥等人物和景物。“巧姐”们还将红豆、绿豆、谷粒等浸泡在大瓷碗中，待其发芽后，用红丝带或红纸带捆扎，陈列供桌之上。
七月初六，“摆巧”真正开始。小型的在家里摆，大型的就得摆在祠堂里。香、茶杯、筷子、七姐鞋是必摆之物。此外，牛郎帽、胭脂水粉以及姑娘们制作的鹊桥、宫灯、花鸟鱼虫、刺绣小手帕小扇子、微型家具等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。一套套由宋代泥娃娃演化而来的“七夕公仔”，演绎一个个戏剧故事，更让人爱不释手。珠村八十岁的“巧婆”陈洁贞回忆说，她还是妹仔（七八岁）时，看见大姐姐制作的乞巧品，十分喜爱，就缠着姐姐，非要学着做不可。
女子忙着“拜七姐”、比手艺，青年男子则忙着看姑娘，寻找心仪的对象。“摆七娘”期间，参与“乞巧会”的女子会聚在一起“吃七娘饭”。村里大户人家还会请来“八音”锣鼓，演奏“看七娘戏”。据西关老一辈的街坊回忆，七夕之夜，西关小姐会穿上盛装，戴上素馨花，染上红指甲，三三两两踏歌夜游，聚在一起品尝猪杂粥、鲜虾云吞面等西关小食，直到深夜才尽兴回家。后来，西关小姐还在七夕活动中加了“腔巧”节目，比赛演唱粤剧名曲，成为最早“K歌”的时尚一族。
1927年，鲁迅从厦门来到许广平的故乡广州。在和许广平见面前，鲁迅鼓起勇气在书信中写道：“我可以爱！”许广平的回应也很坚决：“你说你可以爱，那你就只爱我一个人。”在广州的八个多月，他们一同游览越秀山、逛永汉路、看电影，还到西关欣赏“摆七娘”的活动……在许广平的陪伴下，鲁迅度过了他一生中“最柔软的时期，也是他最浪漫的时期”，广州成了他们爱情故事的见证地。
随着时代变迁，七夕传统湮灭了许久。直到1998年，珠村几个巧婆婆在祠堂再现巧手，“摆七娘”的习俗得以复苏，珠村因此获得了“中国乞巧第一村”的称号。
七夕节，在岭南有别样的称谓，如“七姐诞”“七娘诞”“摆七娘”“摆七夕”“拜七娘”等。岭南人对乞巧的热衷堪称全国之最，仪式之隆重、巧作之精美、程度之热烈，可与春节媲美。
7月30日，天刚刚亮，黄埔横沙社区广仁家塾的姑嫂们就开始忙碌起来。这一天，外嫁的女儿要回到娘家“摆七娘”，祈求平安健康。这一天也是姑嫂团聚的大日子，“阿姑”挑着担子，里面放着苹果和自制的手工艺品，嫂嫂忙着迎接“阿姑”，欢声笑语不绝。有的“阿姑”还会带上女儿与外孙女回娘家，横沙的传统乞巧风俗就这样一代传一代。
乞巧前夕，在番禺潭山村、凌边村，黄埔横沙村、茅岗村，天河珠村，“巧姐”们在紧锣密鼓地筹备“摆七娘”，有的在加紧制作百合花，有的在修饰乞巧作品，还有的在调整贡案上乞巧作品的摆放位置。琳琅满目的巧品，构成了一场民间艺术博览会。米粒、麦粒、瓜子、芝麻、珠片、包装纸、碎布，泡沫塑料……全都是制作乞巧作品的材料，让人忍不住赞叹“巧姐”的巧手和巧心。每台贡案上都有一盆盆米花，远看晶莹剔透，近看才发现，原来每一盆米花都是由100多颗米粒黏制而成的。“巧姐”先剪一张圆形的纸皮做托，在上面糊上糨糊，然后用镊子把米一颗一颗黏在纸皮上面，一层一层往里收，最后才做花心，这对作者的眼力、耐心都是考验。
七夕公仔是“摆七娘”的重头戏。记者看到，无论是风姿绰约的古代四大美人，还是潇洒飘逸的八仙，抑或是在鹊桥上深情偎依的牛郎织女，无不惟妙惟肖。“做七夕公仔，最考验集体的智慧。”“巧姐”娥姐说，人物造型、服装裁剪、工艺刺绣、面相绘画、镶嵌、扎作等涉及约45道工序，完成一个公仔至少要四五天。大家分工合作，有的做头，有的做躯干，有的做四肢，有的做衣服，有的做头饰，有的做道具，做好后再合成、拼接，才能完成一版人物故事。
“巧品”制作人多为女性。不过，在番禺潭山村、凌边村两座乞巧名村，却有两个大名鼎鼎的“巧男”——许冠其和凌广聪。炎炎夏日里，93岁的许冠其拄着拐杖，在潭山村祠堂边的工作室里边走边看，不时指导着“巧品”的摆法。许冠其出生在乞巧节，注定与乞巧结下不解之缘，60多年来一直与戏剧、乞巧、飘色为伴，制作了70多台精彩绝伦的乞巧贡案。2010年，他制作的乞巧贡案《长生殿》获得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。
番禺凌边村祠堂二楼展厅内，每一台乞巧贡案都是一个微缩舞台。按下开关，“牛郎”和“织女”踏着由棉花做成的白云徐徐飘动……这些动感乞巧公仔，出自凌边村乞巧传承人凌广聪、曾秀妃夫妇之手。2008年，从事农业科研工作数十年的凌广聪正式退休。妻子曾秀妃的乞巧手艺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，夫妻俩齐心协力开始创作。心灵手巧的曾秀妃更多负责头饰服装的裁剪制作、人物造型化妆等，凌广聪则担任木工、电工、机械工，引入机械动力装置——一按开关，人物和物件就能动起来。“靠我自己是完成不了一版手工的，需要两个人的思想碰撞，才能做出完美的作品。”凌广聪说，妻子是他创作乞巧手工作品的最佳搭档。两人一起寻找制作材料，在制作的步骤中遇到困难时彼此安慰和激励。细水长流的爱情倾注在每一件乞巧作品里。
“凌边村的乞巧活动有上百年历史，从未中断过。”凌边村相关负责人凌燕萍和记者说，凌边村每三年举行一次乞巧大巡游活动，俗称“摆大七夕”。这是村里最大的盛事，从初一开始，传统活动连续举行七天，比过年还热闹。海内外不少乡亲会回来过节，吃七夕饭。
为了传承弘扬乞巧文化，黄埔区、番禺区、天河区都不遗余力地在辖内中小学推广乞巧文化，通过邀请乞巧文化传承人到学校教授乞巧手工制作技艺，将乞巧文化与校园文化相结合。70多岁的潘慧君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君姨。多年来，她不断地在各学校开展“非遗进校园”活动。
如今的乞巧节吸引了很多年轻人，其中不乏年轻的“巧弟”。孙海鹏是一名准备读高一的学生，在今年珠村的“摆七娘”活动中，他制作了多个乞巧作品。“七夕节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需要传承和发扬。”孙海鹏说，自己参与活动后，对七夕这一传统节日有了更多的认识。
“广州七夕文化从最初几位阿婆的自娱自乐，发展到今天成为男女老少共享的节日；从原初的‘拜七姐’‘拜七娘’的习俗，发展到今天展示广府人想象力、创造力的乞巧赛艺舞台；从原有的日用品制作，到今天寄托乡愁记忆和反映时代主题的手工技艺，这一切都反映了广州七夕文化的多元主体参与、历史层次丰富和文化积淀深厚的特点，显示了广府地区七夕文化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。”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晓春说。
这些变化无一不体现了乞巧文化在保持其传统精髓的同时，又在现代都市中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和生存空间。始于2005年的广州乞巧文化节是广州一年一度的民俗文化盛事。2014年，羊城“巧姐”首赴澳门献艺，国际友人穿上汉服到珠村游巧，使乞巧文化成为广州乃至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张名片。
每年的乞巧文化节都会搞出新意思，出现了七夕花车巡游、粤剧展演、“巧姐”走秀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现代活动形式。乞巧文化不仅吸引了更广泛的群体参与，还成功地将民间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手段相结合，丰富了乞巧文化的内涵，让人们在节日中体味爱情的隽永、婚姻的珍贵、人生的美好。
广府是目前国内乞巧习俗保留最完整、特色最鲜明的地区之一，乞巧节各种仪式隆重，节日活动包含“摆巧”“拜七娘”“乞巧”“吃七娘饭”“看七娘戏”等诸多内容，以族群为单位展开的“七姐诞”具有极高的民俗学、人类学价值。天河乞巧习俗更是于2011年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天河珠村获评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
岭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孕育了广式浪漫，千年古俗唯有岭南常盛不衰与此密不可分。学者叶春生认为，岭南山川之灵秀，海外风情之熏染，远离中原，“使得广府文化表现了一种大胆追求的精神和宽松自由的风格”。
古代岭南对待男女之情相对宽容。宋元之际，男女有了“桑中之约”，便留书私奔，父母发现后会假装生气，事后女婿托邻里说情，也就顺势同意了，“其俗如此，不以为异”。宋代岭南的婚礼，其实是一场相亲大会，男女之间能够最终靠唱歌等方式自由表达情感。“往往以此致争，亦或以此心许”（南宋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）。
明清以后，尽管婚姻受到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影响，但和另外的地方相比，还是多了一丝对自由的追求，对真情的向往，对个性的包容。晚清民国时期，广府的恋爱和婚姻代表了中国近现代男女关系的发展趋势。1912年《时事画报》报道，西关有一美少年，与一位女校学生自由恋爱，私定终身，不料忽染重病，女生听闻，径直前往少年家与之永诀。
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包容的社会环境中，女性更愿意也更能够展示自由的个性。乞巧是一年中最欢乐的日子，姑娘们借此展现自己的巧手才华，男人们也趁此登临借物看人，通过“睇（看）七娘”成就姻缘。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何止七夕，广式浪漫是朝朝夕夕，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，浪漫像花儿一样热烈而美好；浪漫藏在“巧姐”做的乞巧里，温柔又蜜意；浪漫化在老婆煲的靓汤里，滋味绵长暖心暖胃……
七月七乞巧节最初只与织女有关，与牛郎无关。在《诗经》时代，天上的织女星和牵牛星（牛郎星）各司其职，彼此没有一点交集。
到了西汉年间，汉武帝下令开凿昆明池，并在昆明池两岸分别放置一尊石像，东边是牵牛星，西边是织女星。牵牛星像为男性形象，织女星像为女性形象，而昆明池则象征银河。这对石像的出现，使牛郎织女的形象发生了“从天上到人间”的转变，并构成了日后牛郎织女故事的基础。
到了东汉末年，牛郎和织女终于“相识”并“相爱”，但仍然不能“相会”。为了使牛郎织女有“相会”之日，后人煞费苦心，不仅完善了他们的“婚姻”关系，还在二人为银河所阻不能“见面”时，令喜鹊为他们搭桥，并将他们每年“相见”的日期定在七月初七。此后的七夕节，牛郎织女的故事才逐渐变成重头戏。
